创投人物例介绍:
凯雷集团董事总经理 亚洲创业投资基金负责人--祖文萃先生
祖文萃，凯雷集团董事总经理 亚洲创业投资基金负责人。
在加入凯雷之前，祖先生曾任华平的董事总经理，亚洲技术投资总监和华平全球信息技术小组与全球通讯技术小组委员。在华平任职7年期间，祖先生投资了包括港湾网络、亚信科技、大唐微电子在内的一系列著名投资案例。此前，祖先生还曾在摩根斯坦利和Lazard
Frères任职，主要从事东南亚地区主要的电信运营商的私有化工作和美国技术巨头的并购活动。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祖先生还曾在
Bellcore (现在的Telecordia)工作, 在那里，他曾是全美高速数据通信服务和标准的主要工程师之一
，还曾领导一个旨在推动全球高速数据网络互联的亚太工作小组，负责在台湾和新加坡的工作站开展相关工作。祖先生持有哈佛法学院法律博士学位，哈佛商学院MBA和加州理工学院的电机硕士以及密歇根大学的电机学士学位。
凯雷投资集团 (The Carlyle Group)
是世界上最大的直接投资公司之一。成立于1987年的凯雷，总部位于美国华盛顿，15年来，凯雷已经由最初专注航空、电讯和国防领域的收购基金逐渐发展为一个多样化的基金组合，连续15年收益率达到30%以上。在美国，凯雷主要投资于管理收购、创业投资、房地产以及高收益债券投资。
自1997年起，凯雷集团的业务范围扩展到国际市场，在欧洲、亚洲先后家设立了投资基金。目前，该公司拥有来自世界55个国家的440位投资者，以及500名为这些投资者服务的员工。此外，凯雷集团还包括130名各下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300名公司主管以及70名专业顾问，他们为所投资公司及客户提供着强有力的技术和专业支持。
自1999年以来，凯雷集团已从其在香港、汉城、东京、新加坡以及班加罗尔的办事处进行泛亚地区的企业收购投资、创业投资及房地产业投资运作。凯雷旗下的三家亚洲基金拥有超过10亿美元的资金,以投资于泛亚地区。
凯雷下属投资于泛亚地区(包括中国)的三家基金：
·凯洲亚洲合伙人(Carlyle Asia
Partners)-7.5亿美元企业收购基金
·凯雷亚洲创投I (Carlyle Asia Venture
Partners I) -- 1.59亿美元创业基金
·凯雷亚洲创投II (Carlyle Asia
Venture Partners I)--1.64亿美元创业基金
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CEO、亚洲最大的风险基金掌门人 阎焱档案
----2001年2月，全球顶尖的网络技术厂商思科公司斥资10.5亿美元,
与投资网络而出名的日本软银公司共同成立了软银亚洲信息基础投资基金(SOFTBANK Asia Infrastructure
Fund)，业务以亚洲地区为重点，辐射全球。紧跟着，从2月份到10月份，思科公司花了近8个月的时间在全球范围内为它的新基金物色杰出的掌门人。凭借对10亿美金数额以上基金的丰富管理经验和服务大中国区的亚洲背景，原AIG合伙人阎焱在80多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10月，亚洲目前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的第一任CEO正式走马上任，成为全权管理海外风险基金全球业务的第一个也是当前为止唯一一个做到CEO职位的中国大陆人。
----阎焱，祖籍河北，1957年生于安徽。
----1975年入安徽安庆潜山县插队三年。此地为中国文学史上颇负盛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张恨水的故乡，文风甚盛。多年以后，当阎焱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恭听中国思想史的时候，邂逅一代学人同为潜山县人的余英时教授时，颇有点他乡遇故人的欣悦，令阎焱至今念念不忘。
----1977年，阎焱考入南京航空学院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进了当时三机部下属的合肥的一家工厂。
----1984年，阎焱感觉在中国做工程师的前景有些暗淡，于是一直想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感觉“改革大任在肩”的热血青年考入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费孝通老先生的研究生。阎焱考北大社会学系的原因很简单，想当官。他那时总觉得北大社会学系毕业的人应该是去当总理、管理国家大事，但事实却与他的设想迥异。北大社会学系当时正值刚刚创建、人才青黄不接之时，阎焱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年的数学考试试题非常难，考上的四个同学都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出身。更遗憾的是，他们只有幸听了费老的一次课。然而三年燕园之耳濡目染，令阎焱至今感慨受益匪浅。他早先理工科的直线思维习惯和方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学会了如何对问题的思考向更深层次的拓展。
----1986年，阎焱获得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奖学金，只身赴美。
----先读社会学的阎焱在1988年改学国际经济。1990年底，圆满结束普林斯顿学业的阎焱进入了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的大门，成了一名专事研究工作的经济学家。这个工作有很好的福利且薪金丰厚，每年十几万美元，还不用交税，生活安逸，但弥漫在世界银行内的官僚气息让阎焱很不舒服，重要的是阎焱感觉在这里生活可以，但做事不成。于是，1992年底，阎焱辞去世界银行的职位，加盟美国当时知名的“思想库”“HUDSON
INSTITUTE”，成为该机构第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成员，研究美国对北亚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做了2年的时间，文章写了，书出了，感觉又做到了头，阎焱有点意兴阑珊，辞职开始寻找更有挑战性的机会。岂料这一辞职，阎焱是彻底告别了人生中的学术生涯！
----说来颇有些戏剧意味。AIG（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Inc.,即友邦保险）早在1919年成立，其成立地却为中国上海。正是因了这份渊源，友邦保险一直对中国情有独钟。80年代，中国刚呈开放态势，友邦保险便开始计划一场卷土重来的大戏，当时他们还提了一句朗朗上口的口号，竟是——“打回老家去”！巧的是，AIG基金有阎焱世界银行的上司们的加盟，听到阎焱辞职的消息，阎焱曾经的老板便打电话过去，向阎焱发出邀请。就这样，1994年底，阎焱正式加盟AIG基金。到2001年离开，阎焱在拥有28亿美元规模的AIG基金里面已经整整工作了七年，成为该基金最年轻的合伙人。
----阎焱和IDG高级副总裁熊晓鸽聊天，一致认为中国人在美国进入主流社会的尖端是从他们这一代人开始的。在他们这一代人中间出了或一流学府的一流的教授，或跻身华尔街，成为世界上大投资银行的决策者。国内风靡一时的“北京人在纽约”的生活状态在他们的视野中并不是真正的主流，而更像是一种边缘体验。他想有一天他老了，或许会写点文字，讲述一下他们这代人是怎样进入美国主流社会的，也许在潜山的熏陶还能帮上点忙。
----1994年底，加盟AIG基金的阎焱以北亚和大中国区董事总经理的身份回到中国。像熊晓鸽和周全一样，成为中国大陆最早的一批投资人。就这样，提着个皮包，一个人全国各地到处转悠，那种状态倒是像极了“皮包公司”，只是人家是到处想法赚钱，而他则是想着怎样把钱花出去。那时阎焱的感觉“就像是在过一条黝黑的隧道，前面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只能凭着感觉往前摸索。进了WTO之后的中国，即便是现在还没有完全走出隧道，但至少前面的亮光清晰可见了。”但就这样摸索着，主要以投资传统基础设施，如通信、电厂和道路等为主的AIG基金，如今在中国已经投资了包括新世界基建、中国海洋石油等七、八十个项目，总投资金额超过了10亿美元。
----阎焱进入投资圈的第一个项目是大陆一家名为“路劲”的公司，AIG投了7000多万美元，1996年这家公司在香港主板成功上市，AIG借机以60%收益率成功退出。但阎焱最为得意也是最为满意的一则案例则要数对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的投资。2000年，中海油第一次纽约上市失败,中海油陷入低谷,其承销商中银国际找到了阎焱。2000年4月份，阎焱和以魏留成为首的中海油管理团队第一次见面,相见投缘。在阎焱的判断中，中海油自1982年成立第一天就展开了与外商的合作，熟悉国际企业运作惯例，更重要的是其拥有的是一支以魏留成为代表的专业化管理团队。这是阎焱所见过的国内最具开放意识的国有企业。阎焱当机立断，一个月的时间，AIG完成对中海油2亿美元的投资，在这之后两个月，李嘉诚才跟入。一年后，中海油在纽约上市成功，一年半的时间，AIG的大基数的投资数额翻了一倍多。
----阎焱如今是高尔夫球场上的高手，能打七十多杆，最大的目标就是想退休后去问鼎“常青藤杯”。虽然像中海油投资这样速战速决、一杆进洞的漂亮活不少，但阎焱也遭遇过他的“滑铁卢”。1996年，阎焱对联通山东GSM网进行了几千万美元的投资。令阎焱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在投资合同尘埃落定后，政府竟介入要求其退出。阎焱明白，这就是经济学上的那个术语，所谓“国家风险”在现实中的演绎。这糟糕的经历着实让他长了一智。
----这些年下来，阎焱为自己的每一个投资都设立了一个前提：即不管大小，每个投资里面都必须占有一个董事会席位，否则免谈。“这是血的教训。尤其在市场操作还不规范的情况下，小股东的利益最容易受到伤害。”其次，在直接投资中，阎焱40～50%是看商业模式，而一半以上则是看合作者的人品，“就像婚姻，你要给自己找个人品可靠的人”。
----阎焱喜欢聪明人，最怕的事是塞车和跟愚蠢的人交谈。
从中你可以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挑剔甚至有些强硬的人，在谈判桌上，这一点表现的十分淋漓尽致。但总体来说，阎焱的个人管理风格可以说是有松树的风范：具备一定的灵活性和容忍度，但在原则问题上却非常强硬。阎焱习惯在合作最初，就明确告诉对方，哪些是原则问题，是不能碰触的，否则就要为此付出代价。在国内做了这么多年的投资，有四个问题让阎焱感到头痛：除了退出机制问题、本地融资问题、批准程序繁复的问题外，国内目前因“海归”渠道解决了技术和财务人才问题，却缺乏既懂中国国情又熟悉国际企业运作规则的优秀的管理人才。
----阎焱对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有自己的预测。他坚信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和该国家经济政策的稳定成正比。1997年到1998年间，AIG在印度通信市场开放后，先后投入了近l5亿美元，至今无一赚钱。原因是，印度曾在10个月内换了几个经济部长，政策动荡，沸沸扬扬的安然事件与其在印度的状态也不无干系。而中国经济，自七十年代末至今，一直保持着一个方向，即走向开放，政治风波都未引起大的经济政策变动。不过，虽然对中国中短期的经济发展看好，但对长期之后的“生态灾难”阎焱仍存在相当的忧虑。
----思科公司的这家风险投资基金显然和AIG基金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投资方向转向了时下流行的“TMT”（Telecom、Media
and
Technology）——通信、媒体和网络技术。而阎焱如今掌管的不再是北亚和大中国区，而是该基金全球的CEO职位。阎焱上任后开始建立自己的团队，为公司寻找一个合适的办公场地，他强调办公室是很个人的东西，要亲力亲为。无论如何，阎焱如今是重任在肩，他在四年中间要把10亿美元投出去，那就意味着每年要投约2.5亿多美元的项目，而其中的一年要投到中国。有价值的企业或许不少，但谁会最终成为“批判意识”很强的阎焱的合作者呢？
----熟悉阎焱的人说，阎焱活跃，善于展示自己，与美国文化的融合如鱼得水。而阎焱认为，中国人要在美国获取成功，一是数学要好，二是语言要好！在普林斯顿读书时阎焱有个习惯，在空闲的日子里逛遍了美国知名的大学，他最终发现，北大的教育对他来说相当重要，使他有了好的智力和良性的思维方式，此外他需要的是再添加一些技巧训练。阎焱对自己的成功体验是“变”和“幸运”，经历多变，而幸运始终，幸运的是普林斯顿大学给了他四年的奖学金，让他避免了为维持学业打工的辛苦；幸运的还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优秀教育背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他在职场生涯中的自由选择和跳跃
美国亿腾投资集团（Easton Capital） 董事总经理
“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去年，我们已经感觉到市场机会的存在了。”
从今年3月起，美国风险投资基金管理公司亿腾投资集团（Easton Capital）的董事总经理陈大江就奔波于中国大陆各地，最大范围地考察各类中国企业，搜寻有投资价值的中国项目。
这主要是因为，Easton正在积极地扩容增资，预计所管理的基金总额在近期内将达到4亿美元左右。
而中国将是Easton未来投资的重点之一。Easton在中国的投资与运作将由陈大江负责，除了搜寻投资对象，他也在为设立Easton中国办事处做准备。
在过去的5年多时间里，Easton管理着1.4亿美元的基金，投资范围集中在美国。2003年前后，美国生物医药行业陷入低谷时，Easton凭借对产业周期的准确把握，成功地投资了一大批有价值的生命科学和医疗器械公司，而成为美国最为成功的生物医药行业的风险投资公司之一。
近日，陈大江在北京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这个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的工科生，是在Easton Capital的创立者和合伙人约瀚·弗里曼的引导下进入VC行业的。如今，他以Easton代言人身份，表达了投资中国的愿望。
早就想进中国
记者：根据相关调查，今年上半年，在大陆地区有突出地位和活跃投资记录的50家创投公司和基金的投资总额达4.38亿美元。有机构据此预测，今年全年投资有望超过10亿美元。在风险投资行业在中国转暖的背景下，NEA、Doll Capital等国际主流风险投资公司纷纷将视线投向中国。Easton在此时来到中国，是否也是顺应了这个潮流？
陈大江：本来Easton应该更早进入中国的。这两年我们一直在关注中国的投资环境，特别是去年，我们已经感觉到市场机会的存在了。我们所投的公司中，除了生命科学外，有很大比例的公司与中国市场有直接的商业关系。
Easton与NEA、Doll Capital在美国都进行过合作，平时也与他们交流过对中国的看法。
其实，美国与NEA、Doll Capital同等规模的VC至少还有30－50家，更多的主流风险投资公司并没有进入中国。
记者：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陈大江：真正阻止他们进入中国的是人才问题。投资是一个人才密集的行业，项目需要人逐个、仔细地挑选。
大部分美国VC的合伙人都是本土人士，他们不熟悉中国，也没有多少人愿意常驻中国来做项目。大型私募基金的规模更大，合伙人更少，也就更难进入中国。目前，除了新桥、凯雷这样在全世界都有机构、早就全球化了的基金和公司，其他机构全面迈向中国还是有困难的。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投资策略和观念的差异。大部分美国VC习惯使用的投资标准和原则，不能直接照搬到中国。比如，硅谷的VC投资时，目标一般都是那些最尖端的技术，而中国几乎没有符合他们要求的技术，中国的应用技术比较多。
当然，还有体制和环境上的问题。美国的产业与资本的配合已经很成熟，Easton在美国投的药厂项目，只要产品能研制出来，就有大药厂主动承担从第三期临床试验到药品上市、营销的全部费用，企业在每个阶段都会有相关的资本加入，这是美国很典型的做法。但是，这在中国还是无法想象的。
记者：长江商学院的客座教授钟锐先生认为，你是他见到的在美国本土VC行业中最出色的中国大陆人。你是否是Easton进入中国的一大优势？
陈大江：应该这样说，我很幸运能和一个十分有经验的合伙人团队工作，很多业绩是团队努力的结果。钟锐教授这种说法其实是没有比较的情况下得来的。因为，在美国本土VC行业中，很少看到像我这样的大陆背景的人，一般的黄面孔不是有台湾、香港背景，就是自小生活在美国的华人。目前真正有大陆大学以上教育背景的人在私募投资基金这一行里很少。
不过，Easton进入中国的确与我有关。我把对中国的看法讲给美国合伙人听，他们都为中国的机会激动，因为合作多年，他们相信我的判断力。而且，我可以发挥中国大陆人的优势，对项目和市场了解得更深入。
还有，最关键的是Easton的投资策略适用于中国。我们并不刻意地追求技术的领先性，而是更重视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
灵活是最大优势
记者：一般的基金在募集时会对大概的投资方向和原则做一些规定，Easton的新基金对此会做什么规定吗？
陈大江：从以往的操作模式上看，Easton不会在投资前为自己限定得过死，灵活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当然，大致的行业方向，比如生命科学、传统商业和高科技仍是不会变的，这和所有VC关注的点都差不多。但是，对于具体的投资比例，我们一般不会事先定好，相反，Easton往往会事先对LP（有限合伙人）声明，“不管现在设想的投资范围是什么，实际投资过程中，市场是一定会变化的，我们肯定会根据市场调整投资方向”。
就像Easton的第一个EHCP（Easton Hunt Capital Partner L.P.）基金，1999年募集时，设计好要关注“火热”的互联网行业，但是实际上投的项目很少，因为我们发现市场情况不好，反而是在生物制药方面发现了很多机会，投的项目数量远远超出当年的计划。
记者：但是，总有一些惯例是不变的。比如，一般基金的期限是10年，投资会集中在前5年，到第五年一般会投出60％－80％的资金，剩下的留作储备资金；还有，Easton一般的投资规模在200万－750万美元之间。
陈大江：Easton认为，赢利模式是最重要的，公司做的一定要是个真正能挣钱的生意，能不能被包装上市是次要的。这样的投资理念和模式与很多美国本土VC不同，但它是可以直接移植到中国，基本不用重新适应或调整。
还有一条是不变的，我们不与“有问题”的管理层或创业团队打交道。那种对投资人不负责任的“坏人”，我们是不碰的。
中国媒体机会很多
记者：你从今年3月就回国看项目，都对哪些行业进行了考察？
陈大江：我们的确刻意地看了很多项目，从生物制药到软件、半导体芯片设计、短信和无线增值服务、手机制造等。
我们很重视consumer wirless electronic products，因为Easton在美国投过很多与wireless核心技术有关的项目，对这一行业技术发展趋势非常了解，我们希望结合这方面的经验在中国挑选项目，以便发挥全球化的优势。
除此之外，也看了一些像汽车零件、医疗服务和零售的项目。当然，不是看了的都准备投，只是，现在应该广泛地关注一下。
记者：Easton在美国投了很多生物医药公司，在中国是否继续对这一行业情有独钟呢？
陈大江：我们实在不愿意把风险都压在某几类行业上，一容易误入歧途，二容易失去更好的机会。
过去的几年里，每年我们都要看3000个项目，可以说，很多在硅谷的高科技start－up公司Easton关注过，对很多行业都做过深刻的研究。
其中，Easton对电讯、软件、半导体、电力技术等行业都很熟悉，也投过项目。另外，对用户产品和品牌经营方面，比如零售分销、工业制造、食品等产业也很了解。
Easton的7个合伙人累计有180年以上的投资经验，精通的行业十分广泛。当然，对石油、房地产这样的行业我们不涉及，也不熟悉。
Easton很关注媒体产业。中国媒体的机会是很多的，因为挑战很大。那些早就开放的行业，机会不会太多，好的企业也已经被人挑走了。
记者：对国有企业，Easton投资时会不会有所回避？
陈大江：现在我们看过的企业中，近1／3是包含国有背景的企业。应该说在中国投资，除非做纯技术性的企业，可能会少一些，其他行业特别是传统行业，很容易碰到国有产权的问题。
这是个历史问题，当初有很多产业都是国家最早做或是扶持的。为了回避这种“麻烦”而放弃好项目，不是好的投资人应该做的。Easton会很慎重地对待这些问题，不会盲目地避免它。
但是，说实话，现在国家在MBO等方面的政策的确不是很清晰，目前理论界也有十分火热的辩论。一旦政策明朗化，MBO将给私募投资者带来很好的投资机会。 |
